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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籍整理出版贡献力量(文化脉动)

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办公室编辑。

东方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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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书局,“80后”和“90后”编辑成为编辑室的主力军。他们充分利用各种学术工具来帮助整理古籍。

通过不断的改进和不懈的努力,编辑们在“苦难”中享受到了很多快乐

在中国出版业,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是名副其实的“老字号”。说它“百岁依然年轻”是称赞它历史悠久但仍然充满活力,但这也是事实,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今天的中华书局处于领先地位。古籍事业因新鲜血液的加入而复兴。

“80后”成为校本“二十四史”修订的主力军

说到古籍,人们通常会想到好首琼浆和邓青古娟这样的词。似乎那些埋在那堆旧文件里的人一定都是老学者。以中华书局承担的新中国最大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为例。当然,参与校勘的专家主要是资深学者,甚至当年负责任的编辑也大多是四十多岁。1973年,北京的一些专家和编辑拍了一张照片。拍摄这张照片的24个人中有许多是白发苍苍的。有200多位文学和历史大师,包括顾颉刚、白寿彝、杨伯钧、何子全、高峰和启功。当时的编辑也是尹阳子:宋云斌、赵守彦、傅宣聪、程毅中都是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编辑。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二十四史》和《清史草案》以其优秀的质量赢得了国内外学者和读者的赞誉,至今仍是学术研究被引用率最高的版本。

2006年,中华书局决定修改校本《二十四史》。根据传统,历史编辑办公室从学校开始承担《二十四史》修订版的大部分编辑工作。然而,与前人相比,这支队伍有两个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一是参与修订版出版的六位编辑,最大的生于1978年,最小的生于1993年,主力是“80后”;其次,他们都是女性。同事们称他们为“女兵”。

胡克,现任历史编辑办公室副主任,生于1987年,2011年加入中华书局。她戴着厚厚的近视镜,看起来像个大学生。她说得很清楚。

以学校为基础的《二十四史》是由全国200多名顶尖学者编写的,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历时20年完成。如今,我们很难让这么多顶尖学者从科研和教学岗位上聚集到一个学校的历史上来。而且,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年轻一代的编辑在学习上还不成熟,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现代学者可以利用过去几十年在文学史领域的深厚积累,可以利用不断分发的出土文献和国内外相关机构收藏的珍贵版本,以及各种学术数据库作为辅助。编辑接受了学术和出版领域的系统培训,有一套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现代古籍整理标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完成修订。”胡克说。

认真的检查和严格的检查与改进“渗透到编辑的血液中”

《二十四史》在学术界和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其他古籍无法比拟的。因此,与普通古籍相比,《二十四史》修订版的编辑更加复杂和严格。除了正常的三审三校制度之外,修订还要求编辑从作者的作品开始就进行干预。一旦部分编辑工作完成,作者将把手稿交给编辑。编辑会检查手稿是否符合风格标准,校对标准是否适当,然后编辑会给作者修改的建议。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互动贯穿于手稿的整个修改过程,并且不得不来回多次。有时有必要反复讨论标点符号。在第一次责任编辑后,将提交给高级编辑进行第二次编辑,然后提交给专家进行第三次编辑。在正式开始编辑之前,将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来彻底解决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如果进展顺利,手稿只能交给编辑,否则必须重复上述过程,直到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手稿必须经过几轮校对。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军参与了《隋书》等三部历史书的修订,他动情地说:“参与修订过程相当于再次接受专业的学术培训。”他甚至建议在不同的地方打印和归档关于修订和讨论的邮件,以供调查。

高标准和严格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长期的古籍整理和缓慢的出版。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始于2006年。迄今为止,《史记》、《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已经出版。这一系列的第八版《隋书》于今年3月刚刚出版。如果13年内出版了8本书,相关的编辑就会被“解雇”,出版社也会关门大吉。然而,对中华书局来说,精细的检查和严格的检查与改进“渗入了编辑的血液”。以《史记》的修订为例,历时七年,整理记录了3400多篇文章,涉及3700字,修订标点符号6000个。

李勉,生于1989年,目前负责编辑梁书的修订版。在《二十四史》中,《梁书》的篇幅不是很大,约30万字,共50卷。然而,即使如此,修订版的组织者仅在一卷中就给出了1000多个长版本。为了便于阅读,李勉打印出校勘笔记,像小山一样在桌面上堆积了数千页a4纸。她左手拿着旧版本的《梁书》,中间是电脑,右手拿着修订版的校对者编辑的纸质手稿。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她已经一个接一个地读了半年多了。

虽然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胡克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她说:“许多人正在电视和互联网上解释和普及传统文化。然而,解释或普及传统文化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可靠的笔记本,否则很容易偏离和误导读者。我们做古籍整理是为每个人提供坚实可信的基础。”

家国情怀是中华书局的文化基因。

朱莫砺锋,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副主任,70后,在书局工作了14年。但事实上他出生于1978年,不比“女兵”大多少。朱莫砺锋虽然主修历史,但他对佛教很感兴趣,现在负责编辑和出版《西藏伟大经典的延续》。这部佛教经典的总字数是两亿。如果中华书局目前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近30名编辑聚在一起阅读这套经文,按照每天最多20,000字的标准,一年到头每个人都不会停止做任何其他工作,光是看手稿就要花一年的时间。此外,哲学编辑室只有两名编辑,他们从事编辑和出版宗教文献。一方面是繁重的工作量,另一方面是单薄的人力。我该怎么办?幸运的是,中华书局有一个古籍数字化平台。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数百名志愿者参与校对和外部检查,工作进度大大加快。“这也是我们和前人的区别。今天,我们可以使用许多新的数字技术来帮助我们整理古籍。我们可以做以前人力资源无法做到的事情。”朱莫砺锋说道。

朱莫砺锋还强调,虽然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非常困难,但也有很多乐趣。例如,他的一个作者对这个版本非常着迷。如果他听说某个地方有一个他没看过的版本,他会尽力去看。有时朱莫砺锋建议他,这本书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费力去找一本稀有的,但是作者仍然不遗余力地去找它。有一次,在给作者寄样书时,朱莫砺锋突然发现地址是地下室。"他的艰苦条件和对工作的热情尤其令我感动。"

因此,朱莫砺锋和胡克都不喜欢“愿意坐在板凳上”这句话。朱莫砺锋说:“这句话让我们听起来很奇怪,但我们和其他行业没有什么不同。”胡克说:“什么是“长椅取暖器”?世界上很多工作在短时间内看不到结果,但这很重要。一些基础研究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有了这种责任感,你就能做到。此外,这种生活方式符合自己的理想。为什么这么冷?”

目前,《二十四史》修订版只出版了三分之一,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出版。就在这一年,历史编辑办公室开始修订《资同治鉴》的标点本。“压力真的很大!”胡克微笑着说,“我们已经把我们最好的青年奉献给了校刊《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工作完成后,我们肯定会步入中年。”

中华书局一楼刻有创始人陆飞魁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进步,但我们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会得到改善,我们不能不希望图书业得到改善。尽管我们的图书行业规模很小,但它与全国社会的关系比任何其他行业都大。”

“这种家庭和国家的感觉是中华书局的文化基因。它代代相传,至今未变。”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

人民日报(2019年10月5日)

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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